“从过去的‘四川茶叶不愁卖’变成今天令人担忧的‘四川茶叶卖不出’，四川茶叶年产量由过去稳居全国二、三位退步到今天的第七位，这种窘境说明，川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近日于峨眉山大酒店召开的全国茶叶学会年会上，著名茶叶专家、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陈宗懋面对台下的全国茶叶行业巨头们大声疾呼。“造成目前这一局面的症结是四川茶业发展的思路出了问题！不讲质量，不讲效益，不讲品牌，不讲联合。茶业如此发展就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这位全国茶叶界的知名权威毫不留情地针砭四川茶业发展存在的四个弊病，令台下的四川茶叶企业老总们如坐针毡，台下顿时响起一片低语议论声：四川茶业怎么了？
川茶成了“名茶”原料
“四川可以说是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树的地区，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美誉。远在两千多年前，茶叶在四川就成为商品设市销售并输往其它地区；早在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就居当时各地首位。在八十年代末，川茶在全国乃保持着令全国同行们羡慕的质量和信誉，产量稳居全国同行前列。”在四川茶叶界干了大半辈子的省茶叶学会秘书长刘以煌如数家珍般回顾着川茶辉煌的过去。“但是自九十年代开始，打破独家经营后，各地区大大小小的企业纷纷上马各显神通追逐产量，不顾茶叶质量，见钱就卖，甚至有的产地出现茶叶交易价低于采制成本价，这完全是对四川得天独厚的茶叶资源的极大浪费”。刘痛心疾首地指出川茶界存在的“杀鸡取卵”式的浪费资源行为的同时，更进一步透露出一个业界众所周知的秘密：“省外一些企业趁机纷纷入川低价收购质量较好的川茶，精加工后摇身一变成为‘名茶’，转手之间价格就翻了几番。高品质的川茶简直成了外省‘名茶’的填充料。”
对川茶现状深感忧虑的刘以煌指出，省内茶叶企业输给省外同行们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市场经济中必备的品牌意识。当省外同行们熟练地运用品牌招数抢夺本属自己的市场份额时，仍浑然不觉，舍不得花钱树品牌搞宣传，使得久负盛名的川茶在国内国外市场默默无闻，原有的品牌也逐渐被人遗忘。
驰名“川红”无声无息
四川宜宾地区的“川红”红茶曾蜚声海外，八十年代稳居红茶出口全国第二位，为四川换取了大量外汇，如今也面临着国际市场份额剧减的尴尬局面。
在“川红”界摸爬滚打了二十余年的宜宾叙府茶叶公司老总颜泽文谈起当年的火红日子唏嘘不已，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茶叶粗制环节质量下降造成的恶性循环。遍布产茶区的粗制小厂十余年来仍是设备简陋，加工技术落后粗糙，市场信息不灵，加工质量低下。如此一来，客户不要，销售不畅，企业亏损，原料压价，茶农积极性受挫，还谈得上什么稳固原有优势！茶园大多数是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基础建设很差，单产低，茶树品种老化，茶叶新技术推广不快，这也从根本上制约了产业的发展。他表示，要改变现状，必须要从提高粗制环节入手，让粗制厂立即进行设备更新、技术革新，对茶农实行收购保护价，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一切钱从哪里来？颜提出了一个新思路：通过培育龙头企业，让龙头老大们与粗制厂和茶农签订契约合同，通过龙头们给大家输血注资，根据市场变化和需求来调整品种和生产加工的变化，捆在一颗树上“一荣俱荣”。通过这种公司加粗制厂加农户的崭新组织方式改变资源浪费、质量低下、组织松散的现状。他表示加入WTO后，势必刺激我国茶叶的出口，四川应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机会，让“川红”重新夺回失去的国际市场。
大势所趋走向联合
陈宗懋对四川茶业忽视效益的弊病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其中的问题：同为产茶大省，浙江去年的产量为11.85万吨，产值19.79亿元，每公斤茶叶均价16.77元；四川的产量为5.3万吨，产值5.2亿元，每公斤茶叶均价9.8元。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名优茶上，浙江去年的产量为2.47万吨，产值14.47亿元，每公斤均价58.58元；而四川虽达到产值1.5万吨，有浙江的一半强，但产值却只有2.7亿元，每公斤均价仅为18元。浙江1公斤名茶竟卖出了四川3公斤名茶的价钱，而且销得从容不迫，这足以说明在效益上四川拉下了多大的差距。四川茶业要打翻身仗，必须要从效益入手，实施名茶战略，扩大名茶在茶叶中的比例，加大名优茶的发展速度，从单纯追求产量向同时追求质量演变。
浙江新昌一个地区的茶叶产值就是2亿，相当于四川全省产值的近一半。在新昌创造这一奇迹的背后，除了江浙人的精明，茶商的联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四川的茶叶企业能否也同样联合起来，这是一个早被业界说烂了的一个话题。“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大企业怕被小企业拖累，小企业怕被大企业掉。”这样一些观念在一些企业中大有市场，而且内战不断。这已成为阻碍四川茶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已尝到树品牌搞联合的四川竹叶青茶业公司则公开向业内呼吁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这家在省内外已打出品牌的公司老总唐晓军明确表示：四川茶业再一盘散沙般各自“孤芳自赏”、内讧不断，断然没有出路。竹叶青跳出来摇旗呐喊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而联合肯定是大势所趋。
